读《互动仪式链》——流量

按照《互动仪式链》的理论，“共同关注”本身是一种情感能量。当你显示出自己优于大众时，大众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你身上的，而其他人的关注就被吸走了，情感能量也就被收割了。良性的应对方式是展开才艺方面的竞争，而恶性的应对方式是往别人身上泼脏水，这同样能让他成为“共同关注”的中心。在网上，后一种方式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却能为他争取到一群支持者，所以整个互联网的氛围越来越戾气。

本书作者柯林斯研究的范畴是微观社会学，而他所提出的理论是互动仪式链，又称为IR链。这个理论的研究有两个出发点。第一，微观社会学解释的核心不是个体而是情境。第二，“仪式”这一术语的具体使用方式。先来解释第一点，也就是微观社会学具体研究对象。简单来讲，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内在属性就是社会属性。而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呢，是具体的情景。戈夫曼总结说：“不是人及其时机，而是时机及其人。”“每条狗都有它的一天”，逆转视角来看“每天会有它的狗”。事件塑造它们的参与者，尽管可能是瞬间的；际遇制造了其际遇者。这是制造体育明星的比赛，是使政客成为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的政治，情景塑造了个体。个体是以往互动情境的积淀，又是每一新情境的组成成分，是一种成分，而不是决定要素，因为情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产物。

至于第二个出发点，就不免要提到社会学始祖涂尔干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作者戈夫曼的重要观点：仪式是一种相互专注的情感和关注机制，它形成了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因而会形成群体团结和群体成员性的符号。仪式实际上无所不在。戈夫曼所发现的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仪式类型。有些是问候、道贺和刻板的口头交流，它们构成了礼貌性或友好的惯常的口头互动。有些在表面是无意义的。如“你好吗？”并不要求回答信息。如果情境不参与塑造社会关系，譬如在售票窗口简单的交易，它们就可以被省去。但如果它们在友好熟识的私人关系中被省去了，就会有社会怠慢的感觉；不向认识的人打招呼，或者对他们的离开不做礼节性的表示，造成的感觉就是私人关系淡漠了或下降了。因而各种类型的较小会话惯例标志和体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私人关系。这便是口头仪式。

涂尔干也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部落的研究，阐述了互动仪式是怎么产生宗教信仰的。首先是群体的人身汇集，部落成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长时间聚集在一起，他们庆祝一个宗教仪式，或者是举行所称的夜间歌舞会。共同举行这些活动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使参加者意识到彼此在做同样的事，也在想同样的事。人们就会出现共有的体验强化的过程。这种集体兴奋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但当它具体体现在群体团结的情操、符号或神圣物，以及个体的情感能量之中后，其主要结果是赋予符号对象以意义性，或者重新赋予这类对象以全新的表示尊崇的思想情感。他们所相互关注的东西成为了群体的符号。于是，图腾成了氏族的旗帜。参与仪式给予个体一种特殊类型的能量，作者将其称为情感能量。当个体带着来自于群体高度体验的能量去行动时，他或她会有道德感。于是，宗教伦理由此产生。

涂尔干认为，个体通过外部因素被社会化，把社会体验内化。IR理论对此观点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不断地通过我们的互动体验而被社会化。互动仪式最富激情的瞬间不仅是群体的高峰，也是个人生活的高峰。对这些事件我们刻骨铭心，它们赋予了我们个人生命的意义，有时使我们执迷地想去重复它们：或参加某次大的集体事件，譬如一次大的政治示威游行；或作为观众参加某一激动人心的流行的娱乐或体育活动；或一次个人际遇，从一个性体验，到关系非常友好的交换，到蒙受凌辱；喝酒狂欢、沉迷吸毒或一次赌博获胜的社会氛围；一场痛苦的争执或一场暴力。在这些时刻，具有高度的专注意识和高度的共享情感时，这些个人体验也可具体化为个人符号，而且在用符号重新展现一个人的或大或小的生活领域的拓展中保持活跃状态，进而形成我们的习惯乃至人格。

互动仪式链有四种主要的起始条件：1．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因此不管他们是否会特别有意识地关注对方，都能通过其身体在场而相互影响。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因此参与者知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传达该关注焦点，而彼此知道了关注的焦点。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这些要素彼此形成反馈作用，第三项与第四项相互强化。使得人群变得更加狂热，参与宗教仪式的人变得更加恭敬与庄重，或者在葬礼上变得更加悲伤一样，都比开始之前的气氛要浓厚。它给参与者带来以下体验：1．群体团结，一种成员身份的感觉。2．个体的情感能量：一种采取行动时自信、兴高采烈、有力量、满腔热忱与主动进取的感觉。3．代表群体的符号：标志或其他的代表物，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相关。4．道德感：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尊重群体符号，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

一个成功的互动仪式可以参考各种新年庆祝活动的展开：在新年钟声敲响前的一至两个小时，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开始制造噪音——通常是口哨、大声喧闹，或者是鞭炮——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确切地说，用他们自己的表情，互相制造噪音。这产生了连带作用；人们开始鼓噪，互相投掷彩带，这些常常会消除障碍使一个陌生人融入到仪式里面。应该注意到，这一互动没有认知的成分；它更像一群小孩叽叽喳喳地到处玩耍游逛。在这种新年庆祝仪式里面，私人空间被嘈杂的声音所侵占，有时候即使温和地投掷彩带或纸屑侵犯了身体，也被认为是友好的，没有恶意或不正常。当人们集中精力倒数时间的时候，这种鼓噪的相互连带逐渐升温。当新年钟声终于敲响的时候，人们迸发出团结的姿态——相互拥抱、相互亲吻，陌生人也不例外。

另一种仪式可以称为强迫性仪式。在互动仪式中当个体强迫假装出一种参与性的全神贯注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当人们被自己的动机，而不是被外在的社会压力所驱使，使自己热情地投入到互动的仪式中，并努力领导这个仪式成功时，强迫性的仪式表现得似乎特别明显。其相互连带更具有刻意性和自我意识的成分，而不是自然的流露。强迫仪式的费尽心思的效果广泛体现在工作面试的结果中，尤其是在伴有学术讨论的社交访谈中，这些会谈通常被认为是“互动疲劳”的。强迫性的仪式消耗而不是创造情感能量。多次参与强迫性仪式的经历会让个体产生对这些仪式情境的厌烦，甚至形成一种不爱交际的个性。但主要由于其不自然的、过度的自我意识、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强迫性仪式并不同于成功的互动仪式。因此，参与者并非自然地充满了情感连带，而是不得不努力使自己看似充满情感。

最普通的日常互动类型就是平常的会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会话分析家们用磁带录音对此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我们发现高度的社会协调，实际上发生在0.1秒的时间内。重要的会话交替规则是：某个人在某一时刻说话；当轮换交替结束时，另一个人开始发言。当我们看到轮换节奏进行得非常协调时，该规则的力量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在一次成功的谈话中，从一个人结束到另一个人开始的转换间隔不超过0.1秒；或者说话人之间会有很少的重叠。如果一人讲完之后，另一人没有立刻接上。实际上，不太长的间隔就足以破坏团结的气氛；俗语中常说的“尴尬的停顿”通常大约在1.5秒或更少的时间内。另一种破坏团结的方式是违反“没有间隔，没有重叠”的原则。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愤怒的争吵中，双方参与者试图同时说话，特别是通过放大声音和加快语速来尽量压倒对方。

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当人们的身体彼此靠近时，就会出现低声交谈、激动或至少会产生一点警觉。然而，没有亲身在场是否可能开展仪式呢？在当今时代，我们拥有了远距离的交流方式：电话、电视录像以及电脑屏幕。通过电视观看婚礼或葬礼——通常是关于著名的公众人物的——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对许多运动而言，电视能够提供更好的运动画面和运动员的细节表现。但是，人们仍然更倾向于去现场，特别如果是“大型比赛”——也就是说，比赛结果被认为很重要，人们就更加希望成为激动的观众中的一员。如果人们买不到票，观看电视就成为次优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球场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些狂热迷聚集在一起，形成小群体，产生了共鸣，分享激动的心情。即使对那些没有重大的事件发生的常规性比赛，大部分快乐也是观众共同建立现场参与感所形成的。

有关注焦点的人就可以获得延长这种体验感的符号：通常这一符号来自观众有意识关注的任何一种东西。对于体育迷来说，这是团队本身，通常被浓缩成一个简洁的徽标；对娱乐迷而言，这是演出者，或可能是音乐、表演或电影本身，它们成为涂尔干说的神圣物。那些碰巧在体育场上某个激动人心的瞬间聚到一起的人，以后并没有更多的联系。他们也许会共享一些集体符号，例如佩戴相同的队徽，但其团结带有相当的情境特殊性，只是为在另一个体育事件中偶然遇到，或是为了围绕这些符号的某些会话做了储备。这些是二等群体身份的例子：个体成员互不认识的群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但这并不十分精确。他们所想象的——他们所具有的意象——是其关注的符号，而此“共同体”是一种易变的、短暂的经历，它只有在很高的仪式强度时刻才会出现。

最后，是符号循环的第三层序：当个体单独时，即其他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符号。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许多支持者对待枪支的态度，就像我们根据上述的标准，将其视为符号性的对象一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枪支崇拜。第三层序的符号循环，它们是由个体独自、秘密使用的。其中一些在仪式活动中可以看到，是属于可被操纵的实际对象：人们消耗时间去手持、拆卸、清洁与组装、审视与欣赏的枪械。许多强烈潜心于枪支的个体花费很多闲暇时间重新装填弹药；大部分枪械展览展示的都是以尚未引爆的弹药重装废弃弹壳的装备和原料。其中也有某些功利性的因素，因为重装自己的弹药比买一支新的要便宜；枪支崇拜者在重装弹药上所花费的较长时间表明，这是对其成员身份的仪式确认，正如宗教崇拜者所从事的秘密祈祷，实际亲身接触神圣物，就像触摸念珠一样。

情感是IRs的核心组成要素与结果。作为IR要素的情感是短暂的；然而产出的结果则是长期的情感，一种对此时聚集起来的群体的依恋感。这使我们可以利用贯穿情境的情感流作为微观之间联系的关键因素，这种微观关联又进一步与宏观模型联结起来。我将这些长期的结果称为“情感能量”（EE）。它是一个连续统，从高端的自信、热情、自我感觉良好；到中间平淡的常态；再到末端的消沉、缺乏主动性与消极的自我感觉。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一个人如果对群体感觉良好，并且能够成为有能量的领导者，当群体聚集在一起时就能激起具有感染力的情感。相反的情形是在情感能量连续统的低端。较低的情感能量是缺乏涂尔干所言的团结。一个人不为群体所吸引；为其感到疲惫不堪；想要躲避。个体并不是依恋群体的目标与符号，而是要疏远它们。

道德团结感产生了利他主义与爱的具体行动；但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就像涂尔干所指出的，群体团结使个体渴望捍卫群体，维护群体的荣誉。这种团结感典型地集中于符号，即神圣物上（如部落的图腾标志、圣像、旗帜、结婚戒指）。一个人通过参与崇拜这些符号对象的仪式，表示对群体的尊敬；相反，不尊敬它们就可以迅速判断出非群体成员的身份。仪式群体的成员在特别强的压力下会继续尊敬其神圣符号。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忠诚的群体成员会感到震惊与愤慨：他们的正义会自动转化成正当的愤怒。因此，违背仪式会导致对异教徒、替罪羊以及其他被驱逐者的迫害。这类事件也清晰地揭示了情感通过仪式的另一种转换：从特定的主动情感到它们在集体兴奋中的强化；从集体兴奋到包含在个体对符号依恋中的情感能量；再从符号尊敬到正当愤怒。

互动仪式也可以是分层的，由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不平等，所以某些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则唯命是从。命令的接受者被要求出现在发布命令的仪式中，而且被要求至少在此时表示出仪式性的赞成。权力仪式是涂尔干式互动仪式的一个不对称的变化形式。当权力仪式与地位仪式不相符时，行使权力的人通常不会体验到获得了许多EE，而且尽力防止权力的持有者丧失EE。然而，命令的接受者，一般会失去EE，特别是权力仪式并没有带来团结的时候。命令发布者与命令接受者也都有接受支配性符号的倾向，但是同样带有不同情感的混合。命令发布者将自己与该群体的神圣物相认同；他们把这些符号作为理想而尊敬，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求其他人向自己叩首臣服。这是统治阶层的保守主义，其自我指向的动机可以视为传统的支持者、法律和秩序的恢复者，以及异教徒和越轨者的正当铲除者。

另一方面，命令的接受者，对支配性符号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他们被这些符号所疏远，而且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他们会在私下轻蔑性地议论与思考这些符号。所以当代的劳工阶层通常都很敌视老板的商业理想，而且成群结队地嘲笑其监管者的言辞风格。可以这样说，这些符号成为了消极的神圣物；当反抗成为可能或者如果可能的话，突然获得解放的命令接受者会向他们以前不得不向其低头的符号进行报复。命令的接受者也有可能会迷信地崇拜支配性的符号；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深受压迫，没有机会逃脱，没有从控制者的监视中退出的后台，他们在所有的时刻都被迫仪式性地表现出对神圣物的崇拜。因此，“忠诚的奴仆”心态，体现在长期的仆人与农夫身上命令接受者的这两种态度——敌视与服从——的不同首先取决于生态结构：强制性控制是否持续不断，或是否允许侵占私人的后台空间。

在权力情境中，一个人情感能量的获得与另一个人EE的丧失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可以发生在社交情境中。某些人起着消耗能量的作用，当其控制情境时，他人的情感就会低落。考虑一下互动仪式的微观机制：共同的关注焦点、强化情感的节奏和谐。那些控制情境的人可能阻碍这一过程。他们可能通过不响应别人发出的信号（通过改变或重定话题，开始新的活动，忽视与不顾非语言的联系提示）而打断微观节奏。这是命令发布者建立其优势的一种方式，也许当存在着挑战其控制的信号时最有可能发生。这也构成了社交会话中强势的地位竞争的实质。胜利者使自己成为关注的焦点；并围绕他们自己建立起预期。然而，失败者，让胜利者成为焦点，并且适应他们对自己的微观行为。根据IR模型，我们也可以说主导者使自己成为互动的焦点。她或他，某种意义上，成为涂尔干说的神圣物。

分层的最简单形式就是具有能量的上层阶级，统治着消沉的下层阶级，而中间是具有中等能量的中产阶级。胜利者通常是最具有能量的人；最富有的金融家也是如此；在知识分子主导的专业化领域中，世界科学、哲学家和文学中的明星通常就是我所称的“能量明星”。拥有较低EE的人受到EE积累较多的人的强烈影响；后者拥有EE的光环，使其容易受人羡慕。他们可以解决事情；成功的氛围环绕在他们周围。而且由于高的EE可以使人集中注意力，人们可以通过追随他们而获得其本身EE的上升，成为其周围环境的一部分，服从他们的命令，或甚至从远处观望他们。所以高度的EE为居支配地位的人赋予了一种微观情境的合法性。当然，这些“能量明星”的能量并非自己的，而是来源于IRs链中的相互作用，以及使其进入EE正向积累与增进的一系列际遇的网络位置。

这里要补充的是，在互动仪式之间，EE包含在个体的符号储备中，即大脑的认知部分；它是关于各种不同种类的互动的情感规划，在这些规划中可以使用符号，或通过符号可以进行思考。因此情感能量对某些特定的情境而言是特殊的；它使行动准备就绪，显示了自己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或与特定个人的主动性。这些情感能量往往对特定的网络与群体，或对其特定的类型起着特殊的作用：某些人在与熟识的专业人员的集会中充满了自信与主动性，但在性情境中则不然；某些人在商业谈判中信心十足，但在政治情境中则感到力不从心；某些在学术集会中支配关注中心的人物，也许在酒会中显得羞怯。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性驱力也是一种EE形式。人们游走于际遇链中，他们对某些情境比另一些情境更感兴趣，有时则会感到兴趣索然或厌恶反感。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与他人不期而遇，与其完成一定程度的互动仪式，包括从最直接的功利性际遇和失败的仪式，到全身心参与的仪式团结。每一个人将与谁、以何种仪式强度进行互动，取决于他或她所具有的际遇机会，以及他们能够互相提供什么，来吸引对方加入一互动仪式。并非每一个人都会被其他人所吸引，所以这些模式体现了互动仪式的市场特征。互动仪式市场为从概念上形成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连接提供了一种方式。由于突生性，有时可以说情境是完全不可预知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参与者预先不知道关于什么人将要参加等许多事情——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们先前的IR链。你只能谈论对个体拥有相对有限的相似的社会符号储备，从其口中说出的几乎都是——你好吗，你来自哪里，东海岸和西海岸有什么差别，以及你知道某某吗。

情感能量是IRs市场中的一种关键资源。一个人的EE储备是决定其能否产生进一步的互动仪式的关键资源之一。储备有高度EE的个体能创造出围绕自己的关注焦点，并激起他人共有的情感。这些具有高度EE的人是社交明星；这类极端的例子，就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另一极端，先前IRs的经历几乎没能产生情感能量的个体，就会缺乏成为随后的高度互动仪式创始者的关键资源之一。他们压抑的情绪甚至会使他人消沉，所以人们在市场上会避免与其成为互动伙伴。互动市场的另一种关键资源是成员身份符号。所有的文化项目都位于符号唤起的连续统中；根据特定的群体，它们承载着从高到低、不同程度的成员身份意义。拥有非常丰富的成员身份符号有利于促进后续的互动仪式。当几个个体重视同样的集体符号时，他们很容易在互动仪式中借助该符号，并予以高度的关注。

拥有较多资源的人们能够在与其互动对象的交换中有更多的要求；符号与情感能量丰富的人，更容易对会话感到厌倦和不满足。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符号占有的不平等导致双方几乎无可交换，人们从而会趋向于寻找更平等的匹配者。这在特定的情境中是否会发生取决于另外的条件：是否有转向其他人的机会，而且谁是可能的——在鸡尾酒会上你感兴趣的会话对象可能已经很忙碌了，就像舞会中的佳人，请求与其共舞的名片可能已经填满了。然而，IR市场中市场优势的再生产的简单模型，尚未考虑到EE在协商性际遇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两个具有高度EE的人并不一定相处得很融洽。每一个人都习惯于成为关注的中心，采取主动，支配会话，控制仪式。在任何集会中，关注空间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一个人成为中心意味着其他人会比较被动或处于边缘位置。

一个典型的模型是具有高度EE的人与那些具有中度EE的人互动。中等程度的EE提供了进入有潜在成功性的IR的通行证。这些人的集合所具有的能量可以开启一个令人关注的际遇，而且如果他们也能共享符号从而产生强烈的相互关注，那么其相互的情感连带与集体兴奋的增强将会提高每一个人的EE水平。那些具有中等范围的EE的人们会经常发现自己在互动匹配中不如对方，中等程度的EE使他们至少局部性地，根据情境在情感上自愿顺从他人，而作为回报，可以从在先前的IR链中有较好符号储备的其他人那里得以注入新的符号资本。以此方式，符号资源的分配就可能发生变化；其结果是符号的流动，而当丰富的符号储备成功地再投资时，EE也会流动。新符号有时也是在会话互动中集体创造出来的。这通常来自非常成功的互动仪式，该仪式达到了很高程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

产生情感能量的IR市场可以被个体用来评估物质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但是反过来则行不通：我们无法从物质产品市场中货币或任何其他产品的偏好列表中得到EE的偏好列表。物质生产有三种途径成为整体性的动机选择过程中的一部分。首先，物质条件是开展IRs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源，因此为达到EE的最大化，个体将不得不投入一定的精力，为IRs创造这些物质条件。当IRs市场变得更庞大与昂贵时，它也会产生扩大物质生产的动机。人们这里可以看到对韦伯式论题——宗教（更一般地说，是IRs）推动了资本主义（物质市场）——所做的变换。IR市场和物质产品市场之间的动机联系发生在两个方面：投资于生产的动机，以及参与消费品市场的动机。在这里，IR市场理论与传统经济学是相吻合的，因为这些资源对于个体的可用性与获得回报的相对机会影响了投资的特定组合。

另外，物质生产本身也会发生在形成自己的EE水平的情境中。那些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自然发生的IRs，决定着某些人会从工作中得到其大部分EE。例如，运用技巧中的愉悦，以及或许是工作环境中的美感。这类个体最明显的例子是那些从事知识型职业的个体，比如作家与科学家。他们的工作在于组织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转而会成为知识界特定群体的成员身份标志。知识的创造包括形成思想观点联盟，这代表了在相应的知识群体中所能建立起来的真正联盟。创造型科学家与其他的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EE；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也往往是作品最丰富的制造者的事实中得以说明。而且这些创造型个体往往与其他高度活跃的知识分子有着最密切的网络联系。因此创造型的知识分子被EE鼓舞着，去接近正在继续的知识活动中心，努力成为知识分子IR链的最核心部分。

最后，市场——即物质市场——是嵌入在社会结构或文化中的，否则市场将不能发挥作用，或者首先就不会存在。购买消费品的大众被围绕某些产品的热情的促销所吸引，这些产品被看做具有特别的声望或很时尚，而且消费者将其展示为日常生活中自我表现的一部分与某些会话的内容。消费者的或狂热或清醒的运动可以将物质产品的情感共鸣转变为集体符号，实际上转变了与那些品牌名称相联系的EE的数量。因此，由一个网络——生产者的或消费者的——赋予意义的符号会在其他网络中产生共鸣。首创性一般来自生产者一方；正是这些较小的与较集中的网络做出了最早与最富决策性的举动，它着手促使物质对象成为涂尔干的神圣物，这会进一步创造最大的利润。这是在互动市场的符号与情感中，物质市场动态性的与持续进行的嵌入性。资本主义通常由这种嵌入性所维持。

在IR理论中，思维是符号的第三层序循环。它是在紧密的IRs中第一层序的符号形成之后，又以符号在会话网络中第二层序的再循环为基础的。不过思维是另外一环，现在纳入虚构的内部会话，这种会话是在大脑中发生的IRs。现在进行一种格式塔转换：起点不是进行思维的个体，而是符号在人群中间的整个分布。尽管外部会话受那些跟其符号库和EE水平相匹配的人的直接情境的制约，但内部会话可能没有任何方向性地进行；毕竟，进行思维的这个人是在想象会话的对方以及自己一方，因而能够补充任何可能的相匹配的东西。然而，正如柯林斯试图说明的，内部会话不是无边无际的或任意的，而是有类似于IR链的形态。思维总是发生在一定时间的某一情境中，因而处于IR链的包围之中，IR链既确立了内部思维的起点，同时又为其提供符号性和情感因素。

下面的例子是一个职员在自言自语：“我最好得到DPOs新的供应。噢，不！我们不再使用更多的这些东西了。”大量的日常想法都是这个形式。当一个人从事实际活动时，经常会对将去完成什么事做出一种同步的评论或想法指示；这在社交情境而不是功利情境中也会发生——如进行一次会话时——人们会做简要的停顿以考虑接下来将说哪个词。现在来分析我们把思想概念化为一个社会过程的理论框架。“思维只是个体的推理，是我所命名的‘主我’和‘客我’之间进行的一种会话。”“我跟自己讲话，而且我记住了我说的是什么以及或许还有跟它一起的情感内容。此时的‘主我’在下一时刻就成为了‘客我’……主我成为了‘客我’是说我记住了我所说的是什么……一秒钟之前的你怎样，这是‘客我’的‘主我’。”“所有的想法都是讲给第二个人或者给作为第二个人的某人未来的自我听的。”这是一种自我演讲。

从IR理论观点来看，“主我”是情感能量。因而它绝不是在社会情境中，不能简化为任何东西的一个自主性元素：一个人“主我”由目前的互动和以往符号的积淀以不同的强度唤起，以极大的吸引力关注一些情境而排斥其他。IR链是EE回归线；我们的经历是从际遇到际遇，并在会话中从主题到主题和看法到看法，直接运用以往的符号，由此调动起来以寻找更大的EE结果。在内在会话的思想链中也有一个相似的模式：一种符号表现导致另一种，不但是由于相似性，还因为它们被赋予了相似类型的成员归属意义，同时因为它们通过近期的互动应用，以及通过以往的特别富有情感的互动，而在情感方面更突出了。内在思想链也是一种EE取向，磁力般地吸引这些图像，口头的以及其他形式的，共同形成了最强的、人们从目前可利用的成分中可想象的内部团结。这类似于学术思维，在头脑中构想出联盟。

现在来分析一类思想表现，其表达的与其说是内容不如说是形式。这些可能是沉默的或是有声的内在对话的一部分，是“忍气吞声”的咕哝或自言自语，对那些实际听不见的他人的假讲话，甚至是公开地插入别人的谈话。最常见的例子是诅咒。诅咒作为发生在情境流动中的一种精神活动，个体从中得到两个东西：反道德规范的能量和有节奏的自我连带。诅咒是用忌讳词语表达的。这些词语具有特别的情感力量，恰恰就是因为它们是禁忌性的；它们引起关注，因为说出了被认为不应说出的话。肯定地说，某些形式的诅咒已变得非常普遍，以致它们失去了某些反道德规范的作用；但它们继续以特殊的语调或强调点被使用，以表明它们仍存在。那些说话时口头总是带着像“放屁”、“妈的”和其他的曾被认为在礼貌社会是极不适当的说法的人，仍会引出一个相对立的社会世界，这些术语仍是禁忌性的。

诅咒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情感能量，促使某个人去应对瞬间出现的妨碍一个人活动的进行和意识序列的挫折。此能量来自有节奏的惯用语，而自我连带是通过用身体去表达而确立起来的。诅咒是一种寻求EE的行动，不仅仅是用敌对行动对付挫折。如卡茨所注意到的，司机一般变得恼怒不是因为他们早已有了一种坏心情，在驾车时当遇到某些不顺心的事他们就迁怒于其他司机，而通常在这种情境中他们恰恰感觉不错，因为他们正在开阔的路上痛快地驾驶。正当司机顺利地驾驶着汽车行进、情绪高涨时，被其他司机挡了路，于是这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挫折出现了，并通过仪式手段加以对抗以求恢复顺利行驶。诅咒的正面要求不能用弗洛伊德的抑制模型解释为被释放能量的宣泄。实际是诅咒者在说习惯语的过程中聚集了能量，以其节奏形成了自我连带。这是一种自我团结的仪式。

这些惯用语表达形式的历史来源是誓言。誓言最初是仪式，公开地做出的，在誓言中一个人发誓自己一定要做某件事，要不就是强调其所说的话句句是真实的。一个誓言，像一个当代的口头咒语，是一种把一个人调动起来的形式；在有节奏的惯用语中的自我连带导致了情感能量的少许上升。用另一术语来表达就是，EE是意志力；相似地，一个誓言是一种承诺仪式，把一个人的意志调动起来，然而更理想的是提高意志甚至创造意志。誓言今天仍然以其最正式形式存在于有限的一些公开组织的活动中：如在法庭上、在就职演讲仪式的发誓，以及在重要性程度较小的婚礼上发誓。历史的发展趋势已经用私下的和瞬变的情境性的欢呼和诅咒替代了正式公开的发誓。但它们当咒语使用也保留了其神圣性犹存的方面，没有这一点，这些术语将不会再用于加强人们的谈话。

个体所感觉的（或所寻找的）连带越强，大声说出其表达的东西的冲动越大。当促使有节奏的自我连带的冲动强时，内在会话就会迸发出来成公开的自言自语。沉默形式的词语不如充分利用肺和发音器官等身体表达那样有效，对真正有力的表达来说，需要姿势做补充。对诅咒来说也一样：在内在会话中的诅咒只有较小的力量。讲话的激情动作对感觉你像是在表达一个真实的诅咒来说是核心性的；并且通过身体行动提高了情感，当诅咒大声说出时，会感到有更强烈的情感共鸣。此模式可以通过比较来证实。当行动进程受到阻碍时，就会出现有声的自言自语，因需要用咒语继续进行或回到其原来的轨道上。当行动进程一帆风顺时不会有自言自语，因自我连带在身体行动或思想链方面都顺利进行。在思考一个问题过程中，或进行学术思考时，很少有喊出声来的冲动；只有当外部发生的事使事情减缓时，一个人才可能做出有声的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