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读《娱乐至死》——认知媒介换代

《娱乐至死》是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在上世纪80年代所写的书。那个年代美国的信息媒介几乎被电视所垄断。电视业越来越娱乐化的倾向让波兹曼产生了担忧。他认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会被电视所奴役，而这种奴役则是由大众自发产生。就好比心理学实验中的那只小白鼠，当把电极插在小白鼠脑部产生多巴胺的部位，并把开关交给小白鼠之后，它就会不断按动开关，不吃不眠，以至死亡。而波兹曼认为，电视的普及就是一场娱乐至死的实验。

其实在小白鼠实验之前，类似的隐喻就有人提出。赫胥黎在上世纪30年代曾写了一本名为《美丽新世界》的书。这本书与《1984》作为反乌托邦的经典与《1984》齐名。与《1984》假设一个无所不在的监视着你的“老大哥”不同。《美丽新世界》中的大众本自发的被嗑药、性爱、美食乃至种种娱乐所奴役。大众如同被圈养的猪猡，被满足种种生理欲望，以至于“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社会将最终形成有别于《1984》的独裁。

在本书的开端，波兹曼首先讨论的是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对语言有所了解的人或许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的“世界观”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可见，媒介对人的思维方式有着一种作者称为“隐喻”的影响。这种“隐喻”指导着我们看待事物和了解事物的方式，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比如自14世纪钟表的发明后，人们不必再盯着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在由分秒所定义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被取代。

古犹太教便很了解，媒介的形式可以影响文化，的道理。所以在旧约《圣经》的十诫里，第二诫便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作者对此的推测是，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图画、雕塑或者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媒介的更新将引起视角的升级，正如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确的顺序，文字会使大脑成为书写经历的石碑，而电报则把新闻变成商品。

波兹曼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来阐述，当信息媒介从口述更新到文字时，社会文化是如何进化。第一个例子来自没有书面文字的非洲部落。当纠纷来临时，作为仲裁者的部落首领，主要任务便是从他满脑子的谚语和俗语中找到一句适合的话，使控诉双方都满意。这其实也是耶稣在《圣经》中的方法。而如果当今有陪审团高呼“犯错人皆难免，宽恕则属超凡”，那就显得尤为荒唐。在法庭上，主要的媒介是以印刷物为主的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等材料，可以多方位的考量案情。

第二个例子是大学中的博士论文。某考生在论文中写了一个脚注，想证明引援的出处。于是写道：“此系1981年1月18日在卢斯威尔特宾馆本调查者亲耳听见，当时有阿瑟和格诺斯在场。”该论文因为这条脚注被当场打回。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书面文字是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验。这样的文字更便于核对或者辩驳，并且有着客观性特征，这也是在论文中称自己为“本调查者”而非自己的名字。“你一定更希望考试委员会提供一份书面证明，而不是仅仅口头通知你通过。”

在波兹曼看来，美国人曾经有着一个印刷机统治下的辉煌时代。1654年至1699年之间的遗嘱记录表明，米德尔赛克斯县60%的家庭拥有藏书。1682年到1685年之间，波士顿最大的书商仅从一个英国书商那里就进口了3421册书，覆盖北部殖民地75000居民的需求量。1772年时，雅各布认为，即使是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在阅读，可以如同绅士一样对时政侃侃而谈。1776年出版的《常识》在3个月卖掉10万册，相当于1985年在3个月卖掉800万册。进入19世纪后，1825年至1850年之间，收费图书馆的数量翻了三番。那些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

并且，从19世纪开始，美国开始出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演讲厅的普及。在演讲厅里，程序化的演讲为铅字传统提供了持续巩固的手段。1835年前，在美国的15个州有3000多个演讲厅。到了1840年，连一些边远地区也出现了演讲厅。英国人巴德在美国进行了长期考察后，写道“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演讲厅。在辛苦劳作一天后，年轻的工人、疲劳的工匠、倦怠的女工都不约而同地涌进拥挤的演讲厅。演讲厅里通常有着1200到1500人。”演讲的人中有着当时一流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幽默家。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

1854年10月16日，林肯和道格拉斯在伊利诺伊州的辩论中，听众由下午2点一直听到晚上9点。而此时林肯和道格拉斯都不是总统候选人。首先，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可以经常连续听7个小时的演讲。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道格拉斯演讲中的决议句法复杂，措辞严格犹如法律行文。而林肯的答词更为复杂，丝毫不逊于对手。最后，听众们对于辩论内容显然需要充分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道格拉斯抛给林肯的问题诸如斯科特案判决、部分民主派人士的不满、废除黑奴的纲领以及林肯关于“分裂的房子”的著名演讲。而林肯的回答对于什么事他“有责任”提倡和什么是他所“真正相信”做了微妙的区分。听众只有在完全能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作用。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完全基于书面语至上。而听众则是有备而来，早就用知识武装好自己的大脑。他们的理性思维训练基于印刷书的铅字阅读。铅字那种有序排列、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分析管理的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观点做对比，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由文字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一个好的读书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他正忙于进行分析。

18世纪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非外貌。然而19世纪下半页，有着两项新发明冲击着铅字的垄断。第一项发明便是电报。电报使得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新闻来源地的遥远和速度。当美联社成立后，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甚至只是阿德勒德公主得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横扫整个国家。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受众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淹没了真正有用的信息。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只能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

冲击着铅字垄断第二项发明则是“摄影术”。“摄影术”的英语字面意思是“用光书写”，看似是一种“语言”。实际上，摄影是一种只描绘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它”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无法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无法表现“整个大自然”以及“整个海洋”，只能表现某时某地的个别片段。照片中没有句法，作为“客观”片段，它可以证明事实，但却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的讨论。总而言之，照片和电报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语境”的缺失。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连贯思想，它们仅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

电视正是19世纪电报和摄影术的延续。电视节目和广告的内容有着许多娱乐性。但波兹曼想说的不是电视内容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就拿内容最严肃的新闻节目来举例。即使新闻节目报道了悲剧或者残暴行径，在节目结束前，主持人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理论上，几分钟的屠杀和灾难应该让我们整整一个月难以入眠，如今却习以为常，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新闻”不必当真。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向我们证明这一点——主持人姣好的容颜和亲切的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种广告——这一切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新闻节目最常用来催眠观众的一句话，便是“好...现在”。这句话的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者听到的东西毫无关联。这个表达方式的隐喻在于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只要一声“好...现在”，一切马上可以从我们脑海中消失，注意力准备接受新的内容。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要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要继续思考，这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所以必须通过源源不断的图像压倒文字使人的思考短路。在语境被抽离下，大多数观众看完新闻联播却记不起多少内容。

除了新闻，其他严肃的电视节目也常常支离破碎、断断续续，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者“我不知道”或者“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你这些信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诸如此类话语会减慢节目的节奏，造成一种不确定或者不完美的印象。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看。所以如今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与林肯时代无法同日而语。每个竞选人仅有五分钟时间回答诸如“你对中美洲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连句法也被丢在一边。但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不是留下观点，这正是电视所擅长。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在于“谁打倒了谁”，这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

另一个严肃的电视节目则是宗教节目。如今的宗教组织发现，观众们与其是因为信仰而观看布道节目，毋宁说是因为节目主持人而观看布道节目。他们因为信任主持人而信任宗教。这些主持人各有风格，能歌善舞，温和动情，善于打动人心。在电视上，传教必须收起极端倾向，因为满脸涨得通红、不断挥舞双手的形象在电视上显得非常愚蠢。电视的娱乐倾向喜欢一团和气，这又是观众们所决定。观众随时可以按下遥控器，将宗教节目变成完全不同观点世俗节目，比如曲棍球比赛或者卡通片。不仅如此，在大多数宗教节目的前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广告、流行节目的宣传等娱乐化信息。所以电视很难传递反省或者精神超脱。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为新技术而欢呼的人认为电视可以更高效的传递信息，比如能使得美国大选更有效的进行。谈到这里又要提到有效市场的谬误，我在不少文章都批判过这点。要达到有效市场，需要市面上的广告都传输真实的信息，而不是利用人们认知漏洞的喊口号。当广告和选举结合在一起，人们反而会忽略竞选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举个例子，美国的第27任总统是个300磅的大胖子，而林肯则是一个表情阴郁的人。他们的个人形象在如今的竞选中百分百会败走。现在的人们痴迷于经过广告所包装的“完美候选人”，而忽视这些人所持有的观点。举最极端的例子，在没有广告的早期，就算选民对竞选者一无所知，他们也知道哪个党派更能代表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视角。竞选者本人的“风格”反而并非最重要。

为新技术而欢呼的人同样认为电视可以对教育进行改革。比如1969年面世的《芝麻街》就是一种教育的最新形态。策划者深信这个节目将受到孩子、父母及教育者的喜爱。孩子们在娱乐中接受知识。因此，孩子们被获准在五岁时名正言顺的坐在电视机前入迷一整天。实际上，《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或者数字完全不重要。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伴随学习所形成的持久态度。课堂本质作为文明人的驯化，鼓励人们超越自我。而电视的娱乐性恰恰消解了这些。电视教学为了保持吸引力，不能有前提条件，不能令人困惑，像瘟神一样远离阐述。这使得其沦为“快餐化”，用现在的话叫“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在如今正受到反思。

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波兹曼认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将成为美国的未来。昨天和朋友关于这本讨论了下，在这里要补充两点。首先，波兹曼在书中自己也承认他所讨论是美国的电视，其他国家未必适用。其次，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认知媒介已然换代。检索技术的升级使得如今的网民可以主动寻找和发掘知识，这是上世纪80年代所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