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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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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读《八次危机》——愚公移山
温铁军的《八次危机》我在很多年前就如雷贯耳,不停有键政圈的小伙伴给我推荐这部书。但是我这个人虽然没有文人的命,但是得了文人的病。挑选书籍阅读时,总是更偏向于私人化的小众书。就像如今《置身事内》大火,我反而丧失了阅读的兴趣。在3月初时,我终于开始拜读温铁军老师的书籍,只是拖了一个月才写读书笔记。我觉得这部太过于精彩,不知道如何下笔才好。并且,正如张捷老师屡次反驳温铁军老师,其实我一样对温铁军老师的观点持保留态度。去年读了雷蒙德史密斯的《罗盘与风向标》,里面提出一篇参谋文分为报告、分析、预测、建议四个部分。拿历史来举例子,历史只有报告和分析,只有报告是可信的,分析会因为人的偏见而可疑,至于预测和建议,有时候就贻笑大方了。而我认为温铁军老师的报告和分析相当精彩,但是预测和建议,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按照温老的分析,建国后60年的当代史,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也就是1958—1960年。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第三次危机也就是最后一次“上山下乡”,发生在1974—1976年。这三次危机是改革前。1979—1980年是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借助“三农”的复苏,也就是第四次危机。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同样借助“三农”应对。1993—1994年是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我国经济向外向型转化。1997和2008年中国经历2次“输入型”危机,分别是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影响。
对于第一次危机,首先要做一个铺垫,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950年的抗美援朝运动,改变了二战之后形成的帝国主义地缘战略结构,使得新中国与苏联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这才有苏联在1950—1959期间,合计达54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投资的援助,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当时经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将援助我国建设50个项目141个企业,覆盖整个工业领域。与之伴生的客观结果:来华苏联专家除了在工厂和企业成为实际上的主管之外,还在政府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等领域协助中国完成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建设。惟其如此,政府各个部门才能适应以投资城市为主的苏式工业化经济在管理上的需求。在“全盘苏化”的思想下,我国从“公私合营”转变为“政府所有制”,国家迅速垄断了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基本生产力三要素)。
然而在1957年,苏联以“五年计划”方式提供的援华投资突然中断,代之而来的是在1958年提出新的军事结盟,在中国构建联合海、空军指挥机构和通信电台系统等更加符合苏联远东军事战略的要求。毛泽东当时回应:你把中国拿去吧,我上井冈山!这种牵涉国家主权的谈判无果而终,使得经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于是,中央政府开始向地方政府放权,目的是促其以国内资源的集中运用来替代突然中辍的国外资本投入,从而勉强维持比例“偏重”的国家工业高积累的局面。此时,地方唯一能参照的历史经验就是五十年代苏联大规模投资期间的高增长和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动员。离开苏联专家的技术支援,地方政府的干部根本不可能懂得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这段时间进行的工业化只能是“高成本、高浪费”。这也就是“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具体背景。
由于片面强调扩大基本建设领域的政府投资而导致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开支。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的财政赤字危机爆发之后,是城市经济的萧条阶段。城市就业随即从1960年的最高峰值1.3亿,陡然大幅下降到1962年的4537万,两年时间减少8000多万人。对此,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1960—1962年的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饥荒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而1962—1963年期间之所以出现经济复苏,其原因恰在于“农民退出”。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改为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生产队”模式。并且,允许农民可以在生产队内搞“三自一包”。由此,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五十年代第一次国家工业化时期的8%上升到22%,财政形势随之有所好转。
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因苏联于1957年中辍战略投资而胎死腹中之后,六十年代初,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讨论中,当时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家经济工作领导人提出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旨在推进农、轻、重比例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针对的是五十年代因苏联投资而偏军、偏重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但当年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周边“树欲静而风不止”——伴随着冷战时期区域性热战的,是中国1960年以后出现,“三五计划”讨论和制订的过程中周边地缘战略环境偏紧,相继发生了“反攻大陆”、中印边境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同期美国军舰飞机不断侵略中国领海(据官方记载有800多次),更有美国和苏联先后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进行讹诈威胁。中国与苏联及西方国家事实上已经处于冷战时期的“热战”边缘。
于是,中央形成了形成了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构想同样胎死腹中。1965—1975年(包括“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据估算,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尤其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因此,不仅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这些巨大代价,都会造成更高的财政赤字,政府累积赤字爆发危机。
这种依靠国内自力更生和追加政府投资所延续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再加上1966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形成的外债带来的压力,转而造成内生性财政赤字,导致危机发生,连带增长率下降,使形势更趋严峻。而其延续城市经济的政府应对机制,也和1958—1960年危机情况大抵相同——1968—1970年全国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除兵工厂和三线建设有少量招工之外,沿海城市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状态。总之,这第二次财政赤字增加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而得以实现“软着陆”的。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接受了中国军事将领关于“世界大战在20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之后,主导了恢复与西方的外交关系的一系列活动。国家才开始着手经济结构的调整,所制定的“四三计划”,竟然与1963年不得不让位于三线建设而不幸胎死腹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殊途同归。
中国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欧、美、日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42.4亿美元(四三计划)。同期,中国马上就出现了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第一次面向苏东“对外开放”的“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800亿元。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1974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也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4—1976年发生了当代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城市过剩的适龄劳动力被分配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去务农的官方运动,以直接向“三农”转嫁城市危机的巨大代价。简单地讲,就是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保障数百万城市过剩劳动力的基本生存。
中国的“三农”在20年内容纳了3次总计约4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默默无闻地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任者无论谁遭遇到城市经济危机,都不可能再像他那样3次向农村送去成千上万的城市失业群体。就在与引进外资的“四三方案”相结合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留下的累积财政赤字还没有来得及扭转的情况下,1976—1978年中国的新任领导人华国锋及其领导班子试图进一步加大从西方引进外资的规模。华国锋等提出的“八二计划”和周恩来提出的“四三计划”只有数量不同,内容上具有清楚的一致性。四三计划被批为“冒进”,而八二计划被批为“洋跃进”。由于不可能再如以往那样向农村输送劳动力,1980年底随经济危机爆发而产生的大规模无业或失业人口滞留城市,其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犯罪率直逼1950年。
就在与引进外资的“四三方案”相结合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留下的累积财政赤字还没有来得及扭转的情况下,1976—1978年中国的新任领导人华国锋及其领导班子试图进一步加大从西方引进外资的规模来强化工业化建设。在缺乏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国内配套能力研究的条件下,提出引进82亿美元的方案(八二方案)。执行中,仅1978年一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并且还有50亿美元的意向没有签订完成,而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才不过1132亿元。这个时期各种补贴和福利开支增长过快,也是导致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在城市,对国营企业增加补贴、给职工发放奖金、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增加职工就业等;在农村,则有农产品提价、贫困地区免税、支农投资提高等“休养生息”措施。一个社会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
第四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里,而“三农”却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的领域。政府在实际的农村政策操作上,主要作了两个方面的改革:1.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通过推行以按户内人口把土地生产经营权分配到户的“大包干”为主的家庭承包制,同时大幅度地减少政府支农投入,政府客观上实现了从最不经济的集体化农业领域退出以缓解财政赤字压力的目的。2.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就又开始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从事以往国家垄断控制的工商业,那时已经开启了通过农村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增加农民非农就业和提高非农收入的中国特色的“三农”发展道路。农村工业化起步之后一直到1988年,乡镇企业产出年均增长率都高于同期国营工业和社会总产值增长,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国家工业化六十年的第五次危机,于1988—1989年爆发,从其基本特征看,属于以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滞胀形态的经济危机。从物价水平看,高通货膨胀是此次经济危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当时领导人采纳了“物价闯关”的改革建议,并且由中央媒体公布准备推行,引发官倒公司带动的全社会大抢购。1988年的恶性通货通胀高达26.7%。伴随通货膨胀,应运而生的另外一个具有经典理论意义的特征是“生产停滞”。1988年末政府为整治高通货膨胀而开始的紧缩性调控中,随着存款、贷款利率的相继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被称为“三角债”的严重的债务链问题。进入1988年,财政全口径赤字已达到300多亿,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4.8%,财政调控能力远远不足。到1989年,全口径财政赤字相对财政自身收入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5.1%,全部财政支出有1/5没有实际收入与之相对应!
此次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1.“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2.这又跟当时政府所激进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密切相关。“价格闯关”所引爆的,主要是两个被双轨制的内部化机制所掩盖的制度成本:一是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而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二是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二者都必然造成高水平通货膨胀。此次转嫁的对象依然是“三农”:1.具体表现为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2.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这两个方面都使农民收入和消费连续下降,乡村的社会矛盾越发突出、群体性事件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离第五次经济危机爆发不到5年,1992—1993年因中央政府加快货币化和放开资本市场进程的同时不得不全部承担经济过热造成的过高对外债务,因而,很快就爆发了1993—1994年经济危机——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危害很严重。彼时外部环境也很不利,彼时苏联刚刚解体,在西方封锁压力下,国际舆论盛行“中国崩溃论”。此时中国确立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刚刚形成相对集中的领导体制,需要压住社会的相关反应,于是政府一线工作班子铁腕决策,城乡社会都支付了巨大代价,才步履蹒跚地走出危机的阴影。当时人们形象地将这段经济过热总结为“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和“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1994年,政府以改革的名义出台了应对三大赤字危机的三个重大宏观经济措施。一是外汇改革——使汇率调整“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由1:5.64骤然下降到1:8.27,以此促进出口,缓解国际收支恶化的困局。二是信用扩张——由于连续多年财政赤字向国家金融透支,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并且吃进了一部分银行存款,加上这个阶段国内巨大的需求压力,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只能是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三是分税制改革——为了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1984年确立的中央与各级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变为分税制。后者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从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过70%,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这又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而几近疯狂地“以地生财”。
第六次危机“软着陆”的转嫁成本,是由城市和农村共同承担。首先是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政府从资本利益代言人角度强制性地要求企业“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第二是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政府放开信息绝对不对称的医疗和教育领域,允许其“产业化”经营,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等一系列问题屡禁不止。第三是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社会矛盾严重。“撤社建乡,撤队建村”,在乡村两级行政组织中实行“自收自支”(甩包袱)的政策,使得农村公共服务的财税来源改由基层(主要是农民)自己承担。第四是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恶化林业及环境灾难。林业因生产周期长而难以金融化导致“四荒拍卖”。第五是土地资源资本化机制发生根本改变。在土地财政下,“圈地运动”的主体从乡镇企业改为外资,使得农村无法分享资本增益。
1997和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第七、第八次危机与前六次危机不同。前六次危机是“内生性”危机,而第七、第八次危机是“输入型”危机,分别对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这两次危机发生前,国内经济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因此,当外部发生金融危机时,首先出现因出口需求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连带就业压力增加的困境。在东亚爆发金融危机的1997年,全年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拉动率为4.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44.4%;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为34.3%——在199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和汇率改革的双重刺激下,出口已经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1997年7月的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1998年出口增长率陡降到0.5%,外需迅速收缩,必然使国内经济模式变化引起的供求总量关系变化凸显出来。林毅夫称,中国经济陷入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一次典型的因外部金融风暴带来的输入型危机,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强力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防范风险——中央不再为地方政府所造成的不良资产埋单,其典型就是海南发展银行随房地产市场崩盘而长期“关闭”;二是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从1993年的抑制内需转为扩大内需;三是同步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的产业化改革,以货币深化来带动国内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增长。此外,中央政府还连续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加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政府直接投资化解“市场失灵”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并没有因中共和政府的换届而改变,反而从1998年起—直延续了12年。例如,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提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3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05年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997的第七次经济危机,客观上对“三农”领域也造成了影响。首先,在1997年危机发生后,农业就业人数便逐年回升,从1997年的34840万人逐年递增到2002年的36870万人,共增加隐性失业人员2030万人,增加幅度达5.83%。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这部分“新增”农业就业人数,可被视为城市经济危机打击下失业的打工者人数。其次,由于基层政府自发仿效上级的“甩包袱”政策,改制后脱离了社区属性的乡镇企业,不再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遂在“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下吸纳就业人数下降,并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第三,上级部门将难以通过简单市场化“甩”掉的农村的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逐级下推,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最终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成为农村公共物品所需财政资金的主要供给主体。于是,自1997年开始,农民上访和农村群体性事件大量发生。
2008—2009年输入型经济危机之前的演变过程可大致归纳为: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带来外资大举进入;2002年中国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2003年新政府换届各地开始进入“第三轮圈地运动”,投资过热和对外依存度上升,同步促推中国经济进入连续超过11%以上的年增长速度;就在大规模投资恶化已经过剩的制造业产能的同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迅即导致2009年中国外需下降——进出口同时下滑、沿海大批企业破产和数千万打工者失业。这次中国危机应对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时任总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20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
亦即,在2008年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早已在3年前就已经成规模地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了!其客观效果,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纾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对于在农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点尤为重要。其一,史无前例的大量支农投入,客观上使“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其二,大量的惠农投入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加;其三,因大量资源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原来的因经济关系紧张而普遍爆发的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趋于缓和,而转变为一般性的农村内部的财产利益纠纷,整体上改善了农村的稳定状况,这是“三农”能再次承载危机转移的代价的社会基础。
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正如温铁军老师所说,“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有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而已。”我虽然未必同意温铁军老师对于未来的主张,但是我非常支持温铁军老师继续为“三农”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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