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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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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社会生活的意义》——让子弹飞一会


        读完了《社会生活的意义》这本书。严格的来说,是翻完了这本书。这本书过于学术化,很多术语我并不是很明白。读完韦伯之后我应该听社会学科班的劝去读涂尔干的书。尽管如此,书里用来做分析的例子还是很有趣,所以我也就仅仅分享一下例子。
 

 

 

        读完了《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之后,我还是比较认可“社会上的个体只能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模式表演”这个说法。《社会生活的意义》更进一步做了拓展“即便是社会文化事件,也只能遵循着既定的方式符号化”。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总结,原文并不是如此。有趣的是,社会群体事件的符号化由于涉及大量的个体,过程非常的出乎意料,并不随着强势主导的介入而转移。有一种紫霞仙子嘴中的“我猜到了开头,但没有猜到结局”的感觉。不过我始终很怀疑,世界霸权是否已经掌握了引导这种符号化的艺术?毕竟无论是愚民还是意识形态斗争,美国人都是世界最重量级的选手。
 

 

 

        现代男女日复一日生活着,却不知道为何如此。为何每天工作这么久?为何结束一场战争只是为另启新的战端?为何我们如此迷恋科技?为何我们生活在一个丑闻纷扬的时代?为何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得向那些死于非难的被害者致敬,比如大屠杀的殉难者?(第1页)
 

 

        书的开头就是上面这段文字。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巨大的惯性之中,或者用佛教的说法,是因缘。种种惯性错综复杂,不受我们个体的控制。甚至你如果想要深究的话,还会觉得匪夷所思。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这是有道理的、有意义的”或者“就应该这样”又或者“好人都会这么做”。种种社会事件的驱动,不仅依靠事实,还依靠幻想。各种社会事件的修辞中情绪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甚至看上去最唯物的科技并非只是一种工具,在社会文化中也是一种目的、欲望、贪念和救赎信念。


 

        前面说了我并没有读懂这本书,但是作者关于犹太大屠杀和水门事件的构解很有意思。

 

 

只要我们承受住这次劫难,只要仍有犹太人能够幸存,那么在浩劫结束的那天,这些犹太人会被奉为榜样,谁会知道,也许将来所有人甚至还会从我们犹太教中学到一些东西。就为了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必须忍受劫难。——安妮·弗兰克,1994(第25页)
 

 

        先谈犹太大屠杀。犹太大屠杀之所以被提到今天这个高度,并非一蹴而就,甚至二战结束后各国依旧很排斥犹太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犹太大屠杀才真正升格到了全人类的精神创伤,剥离了当初的特定情境而成为人类记忆,成为涂尔干嘴里的“神圣之恶”。
 

 

        要让一位阅听人去体验他所没有亲身经历的精神创伤,必须具备符号扩展和心里认同两个要素。但是那时收到迫害的犹太人普遍被描述成一大群混乱、呆滞、不体面、身体发臭的人。无法取得体面人的任何认同。甚至战后美国紧急移民名额的投票中,德国的无家可归者都要高于垫底的犹太人。美国人根本就没把犹太人当一回事,二战之初,“暴行”这个词一开始针对的是日军对美军战俘的残忍对待,之后是德军对非犹太人的残忍对待。就算提到犹太人,也是用“手无寸铁的人们”来指代。直到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暴行”这个词很犹太人没什么关系。

 

        最终犹太人大屠杀被提上台面,是因为反犹暴力激发并加强了将纳粹主义泛化为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刺激了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对美式民主与德国纳粹的势不两立作出比先前更加果断的判定。用杜鲁门的话来说,终结反犹太主义就是把美国和“世界的道德力量”放在一起,就是要对美国国家作出牺牲的人们作出补偿。

 

        犹太人被作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注解而出现。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犹太人不再是西方仇视了几个世纪的害死基督之人,而是民主神圣生活的救赎。犹太人的概念第一次在类比意义上被拿来与美国的“民主”与“民族”的符号相联系。宣传目标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犹太大屠杀,而是一种为战后社会清洗任何类似于纳粹污点的需求。

 

        用作者的话说,恰恰并且仅仅是由于符号产生的方式没有控制在战胜的纳粹政权手中,也没有控制在战胜的共产主义政权手中,大屠杀才得以被称为“犹太人大屠杀”并被编码为恶。犹太人大屠杀只是作为战胜国美国的政治消费品,然而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得到什么好转。当时的一位犹太学生申请了87座高校,尽管成绩优异还是没有被录取,因为美国民众依然反犹,大学有着配额(和如今反华差不多)。

 

 

        以上只是犹太人大屠杀被符号编码为恶的过程,此时犹太人大屠杀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恶的符号,作为一个进步叙事的一环而出现:善的美国人打败了恶的纳粹,使得世界变得更好。犹太人大屠杀仅仅是世界的一堂课。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众多对时代的描述即使能够提到犹太种族浩劫,也最多只有可怜的一点篇幅。而有趣的是,之后的发展使得犹太大屠杀从普遍的恶剥离出来成了神圣的恶,变得不可解释。这种原型向我们曾给予现代性的伦理认同和自负感发起了挑战。直指人性的原罪: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里都存在着恶。

        
 

        各种犹太大屠杀的宣传不再聚焦宏观,反而聚焦微观。通过一个又一个个体故事打入整个社会文化。比如书记《安妮日记》《活出生命的意义》等等,电影《美丽人生》《辛德勒的名单》等等。故事中的犹太性被剥离,主角和我们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个人,不再是一群肮脏的外地人,注入了更为坚强、更为善良的人性。而纳粹也一样被剥离了纳粹性,大量书籍和电影指出纳粹也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个人,不再是“超人”或是“怪物”,只是在服从军队的命令。大屠杀的邪恶偏见变得并不是来自一个更古老、更原始的时间,不是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外国的地方,不是由一些价值观与我们不同的人所犯下的。整个叙事变成了内心之恶迫害内心之善。


 

        就另一个角度来说,原先的进步叙事中作为善的盟军那面也被打破。“在全世界范围内与恶势力做斗争”形象的美军在越战中荡然无存。而之前“美军拒绝轰炸奥斯维辛集中营,坐视纳粹大屠杀”的消息也被报道。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旧账也被翻出。美国自己在二战中也办过日裔集中营。法国又与反犹政权勾结。盟军没一个在反犹太问题上干净,各国在二战时都忙着驱逐犹太人。所以进步叙事中只剩下了恶的一面。

 

        “种族灭绝”的原型之恶在90年代轰炸南斯拉夫达到了高潮,因为米洛舍维奇被视为种族清洗。这给了霸权的美国一个入侵其他国家的好机会。“犹太大屠杀”被和“普遍人权”绑在一起,置于国家主权之上。

    
 

        我觉得早期的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对犹太人大屠杀这么激动,是因为他们真的认识被屠杀的犹太人。。。而后期媒体的作用占主导作用。1987年的电视剧《犹太人大屠杀》吸引了一亿美国人观看。在德国播出后甚至阻止了“希特勒复兴”与“种族灭绝”的翻案。而当时的进步叙事的打破,举个1999年的描述“一想起那些无辜的难民,我们就仿佛看到了犹太人大屠杀中那些对着凶手的相机睁大了眼睛的孩子。但同时我们也仿佛看见了那个越南小女孩的样子,他赤裸着身子,尖叫着在满是灰尘的路上奔跑,背上因为中了美军的汽油弹而着了火。”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创伤,由于综合国力和媒体运用能力不足却无法普世。比如中国人视南京大屠杀为精神创伤,而日本人则视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为精神创伤。犹太人大屠杀经过了五十年才把自己打入了人类记忆之中,从这点来讲,真是世事无常。

 

 

        另外水门事件如何变成道德象征也很有意思,我就简单提一下。有趣的地方在于,水门危机两年的危机中所有的“新事实”早已在选举前(两年前)就已经披露和发表出来了。两年前尼克松顶着这些事实受到大多数选民支持连任了美国总统,两年后却因为同样这些事实被弹劾。并非水门事件的大量经验本身在变化,而是水门事件的语境在变化。

 

        在其中,媒体也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尼克松得罪的是整个左派——包括记者、新闻报刊、知识分子、大学、科学家、律师、宗教人员、基金会以及并非不重要的各类公共机构权威和美国国会。而这些左派人士之前在政治上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却把持着话语权。不仅让我想到推特治国的特朗普。

 

        整个反转的关键就在于电视听证会。用作者的话说:“听证会形成了一种市民仪式,这种仪式再生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最一般然而也是相当关键的批判性普世主义和理性。它重建了神圣而一般化的道德,而更世俗的行政概念正建立于其上。通过电视,上亿美国人象征地和情感地参与了委员会的审议。对于大量美国人而言,看电视变成了道德义务。旧常规被打破,新常规形成了。电视观众看到的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戏剧——英雄和恶棍在预期的轨道上出现。然而,这个戏剧创造了一个深层而严肃的象征场景。”

       

        在世俗真实的层面上,水门事件听证会期间的两股激烈竞争的政治力量处于战争之中。这些力量不得不转用事件的象征术语来表达自己。因此他们是被文化结构界定和限制的,正如他们也反过来奋力界定和限制这些结构。对于尼克松一方,水门事件是政治事件,而对反对一方则是政治迫害。于是尼克松被塑造成了一个恶棍,而反对者被塑造成了英雄。

 

        整个事件的高潮在检察官考斯克被解职点燃。考斯克被解职被看成是对参议员听证会期间建立起来的情感的亵渎,是对重新复苏的神圣原则以及反对那些邪恶价值和禁忌行动者的承诺的亵渎。因为美国人已经将他们的积极价值和希望与考斯克等同起来,考斯克被解职使他们害怕对理想和他们本身的污染。我的解释是,吃瓜群众看戏看的挺好,突然尼克松把戏的另一方给踢走,这让吃瓜群众感到自己收到了感情伤害2333。所以300万封抗议信被送去白宫,水门事件和黑色星期五一样有了深层意义。

 

        另一次污染在于尼克松录音带的公开,其中有大量粗话,这不符合群众对于一个没有歧视、神圣、宽容的共同体形象。讽刺的是,在水门危机之前的极化时期,公然违背礼仪准则的正是尼克松的敌人——左派。

 

        以上对于水门事件的描述基本都是在抄书。我之前一直很疑惑(连毛主席都很疑惑)水门事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尼克松在我心里完全是一个好总统,之后的凄惨结局令人惋惜。现在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书里解释了尼克松怎么在社会语境中被打成恶的象征——仅仅是因为群众的情绪发泄而已。子弹飞了整整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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